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 rb mobi 在线 下载 lit txt 网盘 pdf

本书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的菊生论坛举办的“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秦汉祭祀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研讨会论文集。全书结合文献（主要是《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偶尔也涉及《左传》）与考古发现（主要是山东和陕西，也旁及甘肃、宁夏和浙江），聚焦秦汉时期重要的祭祀遗址、仪轨及其政治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类祭祀设施的功能大致分为祭天地、祭五帝（青帝太昊、赤帝炎帝、黄帝、白帝少昊、黑帝颛顼）、祭山川（五岳四渎）、祭鬼神，由此组成一套完整的祭祀体系。对于官方正统的祭祀体系，考古学界的关注相对较少，所以本书可以算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文集，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秦汉祠畴的再认识——从考古发现看文献记载的秦汉祠畴

西周社会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失散

东亚文明视野下的都市景观

“八主”祭祀研究

山东半岛秦汉祭祀遗址的发现与调查

“秦子”再议

秦汉雍五畤的发现与研究

雍畴文化遗存的新线索

由血池遗址新发现复原西汉雍地祭天礼仪

秦汉朝那湫渊遗址与万年以来东海子气候变迁

甘肃正宁要册湫调查报告

秦汉祭祀玉人的发现与形制演变

吴越国钱氏银简考释

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帝王金龙玉简考释——兼谈北宋时期帝王投龙简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研究殷周铜器。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研究。1985年至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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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

    “祠”与“庙”不同，宗庙在宫里，陵庙在陵前，是祭祖的地方，而祠是郊祀之所，祭祀对象是天地五帝、名山大川和各种鬼神。“祠作动词，指郊祀，作名词，指郊祀之所。秦汉时期，祠是郊祀之所的泛称。《封禅书》《郊祀志》偶尔以庙称祠，有时可以互换，含义好像差不多，但汉代的庙，多指宗庙、陵庙。宗庙在宫里，陵庙在陵前，是祭祖的地方，而祠是郊祀之所，祭祀对象是天地五帝、名山大川和各种鬼神，两者又有区别。”

    而“畤”是郊祀之所中地位的一种，主要流行于秦代和西汉，专指祭祀天地五帝的基址或场所。“古人多以止、阯训‘畤’，以‘畤’为神灵之所止，也就是降神的地方。”西土之畤以雍地为中心，向西可至甘肃、宁夏、青海一带。文献中与陕西地区有关的主要有十畤，即所谓“西土十畤”，其中吴阳武畤、雍东好畤初可能昉自西周，西畤、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畦畤是秦时的畤，北畤、泰畤是汉代新立的畤。秦时的畤主要祭祀族神（周秦族神有别：秦人祭祀二昊、周人祭祀黄炎）。秦的雍四畤（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雍地并无祭黑帝颛顼的畤），后来加上北畤（祭黑帝），就是汉代著名的“雍五畤”。汉代的特殊情况在于泰畤的出现，“它也祭帝，但五帝围绕太一，只是太一的佐神，与所有秦畤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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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汇集了秦汉官方祭祀遗址研究的新成果，古人绵延不绝的祭祀活动，是向我们传递“历史记忆”的重要线索。

书摘插图

前言

　2019年3月23-24日，李零代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考古学界的专家举办过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考古发现中的祭祀遗址。现在，蒙商务印书馆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将会议论文结集成书，题目作“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集中共收论文14篇。

　　“历史记忆”是个有趣的话题。以往学者多认为，考古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活动的“物质遗存”或“物质文化”，对这些发现背后的精神活动往往束手无策、望而生畏，不得已，只好以“考古工作的局限性”自我解嘲。大家相信，“历史记忆”难存续，无法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精神层面的东西，据说只有艺术，勉强可以探讨一下，比如阿尔塔米拉和拉斯科的岩洞绘画。格林•丹尼尔曾说：“人类经济的研究是考古学上的个人文的影响，其次是艺术研究的发展。”

　　人类的记忆是个真实存在，但如何探讨它却是个很大的难题。考古学探讨的问题都是人类历史的大问题：旧石器时代是“人类起源”，新石器时代是“农业起源”，青铜器时代是城市、文字、冶金术、社会分工和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人类文明”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中国的考古体制，一向把旧石器考古划归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者研究“伊甸园”，后者研究“走出伊甸园”。

　　20世纪的考古学大师柴尔德，人称“史前学家”，但他的关注点不是“伊甸园”，而是“走出伊甸园”。通常，大家都知道，他是“两个革命”的倡说者。他的“两个革命”，一个是“新石器革命”，一个是“城市革命”。大家很少注意，他还有一个革命，即“知识革命”。柴尔德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非常重视精神、思想、观念层面的东西，但他一辈子不信教，对宗教的看法很负面。

　　其实，本书讨论的祭祀遗址和遗物，恰恰是个与古代宗教有关的问题。古人认为，子子孙孙绵延不绝的祭祀活动恰好是传递“历史记忆”的重要线索。

　　如今的中国，考古学家的关注点不光是城邑，不光是官庙，不光是陵墓，还包括与山川祭祀有关的广泛分布的祭祀遗址。这是个日益引起关注且不容忽略的话题。

　　本书所收文章，正如目录所示，偏重东周秦汉的祭祀遗址（如李零文），特别是山东半岛的八主祠（如王睿文、林仙庭文）、陕甘宁地区的雍五畴和西畴（如梁云文、游富祥和陈爱东文、张晓磊和范雯静文、田亚岐和田原曦文），以及湫渊祠、要册湫等遗址的研究（如罗丰文、梁彦斌和秦博文文）。李曼文把问题追溯到西周，黄晓芬把视野扩大到东亚，王宣艳则延续沙畹曾经涉猎的话题，对年代偏晚的五代、北宋的投龙简做了深入研究。

　　万事开头难。我们的讨论，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书籍介绍

本书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的菊生论坛举办的“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秦汉祭祀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研讨会论文集。全书结合文献（主要是《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偶尔也涉及《左传》）与考古发现（主要是山东和陕西，也旁及甘肃、宁夏和浙江），聚焦秦汉时期重要的祭祀遗址、仪轨及其政治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类祭祀设施的功能大致分为祭天地、祭五帝（青帝太昊、赤帝炎帝、黄帝、白帝少昊、黑帝颛顼）、祭山川（五岳四渎）、祭鬼神，由此组成一套完整的祭祀体系。对于官方正统的祭祀体系，考古学界的关注相对较少，所以本书可以算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文集，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